賞櫻的熱門景點；郊野、城市中栽植的櫻花；川流於郊野與城市間賞櫻的遊人，回溯百年之前，其實似曾相似的光景已出現在臺灣。現今櫻樹點綴山野的風景與賞櫻的流行，雖不能直接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植櫻與賞櫻掛上連結的鎖鏈，然而若探究這段歷程，我們可以看到統治者以及曾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日本人，經營新領土時所面臨的課題、身處異鄉所衍生的思緒，乃至生活的種種營為，在在影響了臺灣當今的風景，甚至與現今臺灣人的生活方式隱隱相繫。就讓我們以臺北及緊鄰其旁的陽明山為例，回顧櫻樹栽植的實態與思想流變，捕捉百年來人與植物互動所形塑的空間與生活氛圍

影音01：賞櫻的熱潮從日治時期延續至今，佇立在臺北盆地北隅的陽明山，向來為時人賞櫻的好去處。本片為臺灣省政府新聞處電影製片廠於1957年所拍攝的新聞短片，捕捉了五○年代陽明山櫻花綻開，大眾競相登高賞花的情景。

〈陽明山櫻花吐豔〉，年份：1957。影音提供者：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圖04：春天籠罩的陽明山，櫻花、杜鵑花爭相綻放，吸引許多遊客前往觀覽。此外，陽明山也是著名的溫泉勝地，在1913年設置公共浴場之後，前去泡湯休閒保養，順道賞櫻的遊人更是絡繹不絕。這種情形持續到戰後，知名的臺灣歌謠作詞人葉俊麟先生曾創作〈春遊陽明山〉，描寫如此盛況：「春風還擱真寒冷/賞花的人真熱情/櫻花杜鵑配綠葉/秀麗色彩真鮮明/紅男綠女談笑聲/聲聲讚美好風景/附近溫泉水質好/保養身體心安寧」。

  臺灣的櫻花並不全然是移植或人工栽種的，溫度較低的山區原就有自生的山櫻花錯落山間。只是這樣的風景並不為日人所知，然而隨著對新領土的一步步掌握—軍隊推進山區、植物學的探險、採集，隱身山間的櫻花現身眼前，重新被「發現」。山櫻的發現，重塑了櫻花之於日本、之於臺灣的意義，也改變了臺灣日後的風物景緻。

櫻花象徵日本是如今大家普遍認知的。不過這樣的象徵意象之建立，可以追溯至八、九世紀之交，日本在與「他者」中國接觸的過程中，企欲找尋自我的特色，形構有別於「他者」的自我認同。而櫻花正是當時被選取的象徵。到了江戶時代，為了模仿古都的意象，新都城的建設更是廣泛運用櫻花。這使得日本無論在實質的景觀上或自我表徵的藝術呈現上，都化為名符其實的櫻花國。「櫻花是日本獨有的」這樣的認知，更因植物學者的宣稱而深植在日本人心中。然而，當櫻花在原本不屬於日本領土的臺灣被發現，卻沒有推翻櫻花是日本獨有的這樣的想法，相反的，來臺的日本漢詩人重新將櫻花的象徵意義解釋為：有櫻花之地終會成為日本的領土。另一方面，櫻花之於臺灣人，原本並不具有特殊的意義，然而此一時期透過與日本人的接觸、報紙言論的傳播，日本獨尊櫻花的印象開始廣為人知，甚至「日本人移植之處櫻花伴之」等相似於日人言論的櫻花圖像也再次透過臺灣人之筆複製流傳。

  透過報紙這項新媒體的宣傳，發現櫻花之處，也成為勝景之地。為了排解鄉愁，懷想鄉里的春景，離鄉的在臺日本人們往往不畏路途崎嶇遙遠紛往觀賞，甚至不論官民，組織觀櫻會一同前往。在1910年代官方及民間移植日本品種的櫻花之前，在臺日本人欣賞的是臺灣原生的緋寒櫻。緋寒櫻與1880年代之後流行於日本的染井吉野櫻所構成的景緻大不相同。染井吉野呈淡粉紅色，花期較短，或成排於河堤畔，或成片於公園小丘上，放眼望之壯麗壯觀、齊開其落。臺灣的緋寒櫻則顏色較深，花瓣小型如吊鐘，花期長，並非數大便是美的滿山滿谷，而是點綴於綠樹間的小品景緻。儘管臺灣的緋寒櫻和日本人所熟悉的染井吉野所構成的風景大不相同，離鄉的日人也理解到這一點，但對他們來說只要是櫻花，便足以成為懷鄉的憑藉。報紙上刊登的俳句「饑不擇食，竹子湖的櫻紅也好，少少的也好」，生動地傳遞了這些身處異鄉的日人心情

圖05：染井吉野櫻為薔薇科落葉喬木，花朵有五枚花瓣，二至三朵密集叢生，花色呈粉紅或雪白色，花開時極為壯觀，明治前期開始在日本大量種植，此後成為日人習慣的櫻景色。由於染井吉野櫻在日本分布廣泛，每年三月日本氣象廳所發表的「櫻前線」預報，即採用本種作為基準。本圖以彩筆細膩描繪出染井吉野櫻嬌嫩模樣，收錄於日本知名植物學家三好學（1861-1939）所編著的《櫻花圖譜》中。

〈櫻花圖譜一 第四幅 染井吉野 染井吉野〉，年份：1921。圖片提供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圖06：緋寒櫻即眾人所知的山櫻花，又被稱作山櫻桃，為薔薇科落葉喬木，花朵呈單瓣、吊鐘形，花色濃艷近桃紅色，在每年的冬末初春開花，普遍分布於全島300至2800公尺低、中海拔山區，是臺灣極具代表性的原生種櫻花。圖為工筆所繪之緋寒櫻，收錄於《櫻花圖譜》一書。

〈櫻花圖譜一 第二幅 十月櫻 緋寒櫻〉，年份：1921。圖片提供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然而，隨著賞櫻人潮的出現，砍伐攀折以及祝融之禍，使得竹子湖的櫻花為數大減，這讓日本官民擔憂相似於母國鄉里的風景消失，遂興起了「保存風致」之舉。1911年，移植了大量日本的櫻苗，並且為竹子湖冠上了日本櫻花名勝「嵐山吉野」的封號。在保存的動機與過程中，保存的顯然不是臺灣原始的風貌，而是「母國=日本」的風景。

     起初，殖民政府認為，移植櫻花可以改變殖民地臺灣的風物，創造一個仿若日本本土的景色，好讓流動率極高的日本人可以在此長居永住。其後，這些「外來種」的櫻花陸續移植，櫻花在臺灣所構成的景緻也隨著不同階段，不同場域，被賦予不同意義。

     1923年皇太子裕仁以政治權威的象徵親臨殖民地臺灣，裕仁離臺後，在臺的日本官民興起了各式各樣的「紀念事業」，企圖在歷史記憶中刻下這趟意義非凡的足跡。大屯山的造林計畫即是其中一項。希望「後世子孫亦能長久沐浴行啟之餘澤並親仰聖德，以親印御足跡的草山為中心」進行造林，造林的樹種包含了櫻花與松樹。皇太子代替天皇行啟臺灣在政治上具有「權威的捺印」之機能，亦即象徵了將臺灣劃入天皇制空間中的地方。因而，在具政治權威的皇太子足跡所及之處種植象徵日本的櫻花，仿若另一種形式的「權威的捺印」、「內地延長」

圖07：日本昭和天皇（本名裕仁）在當皇太子時，曾於1923年4月16至27日到殖民地臺灣訪問，其足跡遍及臺灣西部主要都市與離島澎湖。學者若林正丈認為裕仁此行具有為甫實施「內地延長主義」的臺灣蓋上「權威的捺印」之意。圖為裕仁坐在駛離臺灣總督府的馬車上，出自臺北市役所編著的《行啟記念寫真帖》。

〈總督府御發〉，出版年代：1923。圖片提供者：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

在紀念造林進行之際，其實也考慮到大屯山未來可規劃為休閒遊樂之地。而日本人心目中理想的勝景之地，可從「櫻千株，松千株，可成名勝」之語一窺其圖像。換句話說，在臺日本人以這樣的標準佈置亞熱帶的風景。大規模移植的櫻景，成為人們都市生活中得以享受的郊野風景，更因著交通環境、硬體設備的改善與國家公園的規劃，串起了都市與郊野間人的流動。賞櫻的群眾，不僅止於文人雅士，更擴及庶民大眾，也融入臺灣人休閒活動的一環。

     隨著官方的移植，民間的在臺日本人也開始在各式各樣的場合、場所移植櫻花。私人的庭院、高級日本料理屋、以日本人為客層的新起街市場（今紅樓）、淡水河畔的遊廓。這些場合與場域，可以說在日常的生活空間中創造出日本式的風雅，也在非日常的娛樂空間中承襲了傳統的意象。

    1930年代以後，櫻花的移植又進入了另一波的高潮，意義也不僅止於思鄉、內地延長、或生活上的風雅，而被賦予更嚴肅的任務。

   隨著在臺灣的長居久住，在臺日人父母憂慮他們在臺灣出生長大的兒女不知四季變化、不識日本風物，此時，櫻花轉化為培養感受力、認識日本風物的重要媒介。校園中移植的櫻花，成為培養兒童情操的特殊風景

圖08：山野間漫開綻放的櫻花，透過學校教育的傳授，成為莘莘學子筆下風景。圖為前輩畫家藍蔭鼎繪製的櫻花範例教材，收錄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纂的《教育所圖?帖—教師用》，提供教師作為指導原住民學生寫生的美術課教材。

藍蔭鼎繪，〈櫻﹙櫻花﹚〉，出版年份：1935。圖片提供者：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當戰爭的腳步逼近，藉由移植櫻花「同化」臺灣人的論述出現。甚至，當太平洋戰爭白熱化，一切不必要支出緊縮，以簡素為指導原則的1940年代，耗費龐大經費與人力的櫻花移植仍持續進行。因為統治者相信，櫻花「可以幫助國民精神昂揚」，是培養「皇國精神」的力量。櫻花化身為「大和魂」。報紙中頻頻出現「若櫻」、「散華」等淒美壯烈，美化死亡的戰爭語言。在這些的信念、語彙的背後，江戶時代國學者本居宣長的「欲問何為敷島大和心，朝日飄香山櫻花」，是屢屢被引用、吟詠的和歌。事實上，這首歌的初衷指的是能夠欣賞這種美麗幽深情懷，自內心發出讚嘆的正是大和心之意。然而當軍國主義推向高潮，櫻花的意象開始從明亮幻化為對死亡美學的禮讚，瀟灑謝落的櫻花意象更透過政府的操作滲透人心，散落的櫻花被用以隱喻為天皇、國家犧牲的士兵。

   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從初期的懷鄉、保存風致、創造日人永住的條件；到中期避免日人子女臺灣化、同化臺灣人；晚期的培養國民精神，在不同階段殖民政府與居住在此的日本人面臨了不同的課題，櫻花因應這些課題不斷地被轉化包裝，並且大量移植栽種。這些被移植、栽種的櫻花創造了擬似於日本本土的春景，也改變了臺灣山林的植被，以及城市生活的樣貌。這段歷程也訴說了看似自然的風景，其實隱藏著日治時代以來既斷裂又延續的歷史脈絡。

註:本文主要根據筆者過去的研究成果修改而成：顏杏如，〈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植櫻與櫻花意象：「內地」風景的發現、移植與櫻花論述〉，《臺灣史研究》14：3（2007.9），頁97-138。